张贵峰

　　无论是体制内下级举报，还是体制外社会举报，目前我们都还缺乏充分到位的保护制度。我们缺少一部专门针对举报或证人保护的根本性法律，如《证人(举报)保护法》

　　11月27日，广东英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郑北泉被纪委调查。而实名举报郑北泉的英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谢龙生表示，因为郑北泉涉及毒品犯罪，才会实名举报，“这不是官员内斗，是原则问题”。

　　如果谢龙生所述属实——“这不是内斗，是原则问题”，其勇于坚持原则、与腐败行为作斗争，敢把顶头上司拉下马的行为，无疑非常值得钦佩。

　　其实，即使谢龙生并非完全纯粹基于“坚持原则”，他的这种举报行为，也仍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。毕竟，对于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，举报人的“动机”以及其自身是否清白，都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在于，其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。

　　谢龙生的这一举报反腐成果，实际上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简单道理：体制内的下级实名举报上级，尤其是像这种副局长举报腐败局长，从反腐效果上看，相比一般常见的民间、社会举报，更为高效，往往是“一抓一个准”。

　　但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种下级举报上级的高效反腐方式，又有多大可复制性呢？答案恐怕很难让人乐观。当然并不仅是因为担心敢于“坚持原则”的下级太少，而主要在于，其一，囿于行政体系固有的“上命下从”式权力运行机制，“下级监督上级”事实上是一个难度极大的事情。

　　其二，更重要的是，从“举报保护”本身来看，无论是体制内下级举报，还是体制外社会举报，目前我们都还缺乏充分到位的保护制度。一方面，迄今为止，我们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举报或证人保护的根本性法律，如《证人(举报)保护法》；另一方面，在现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，虽然不乏相关举报保护规定，但大都显得比较粗略笼统，多是原则性规定，缺乏应有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。比如，举报者在什么情况下应得到保护、得到何种保护、保护到什么程度；保护主体是谁、标准是什么；一旦保护不力，应当如何追责；等等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保护匮乏局面，谢龙生的举报经历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身为公安局副局长，谢龙生在举报之后，不仅很快“被调离公安队伍”，而且在被举报者已被“立案检查”的情况下，仍没有恢复原来的工作。而最近，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不雅视频”举报，更是生动诠释了这一点：原本早就由“内部公安干警”掌握的举报证据——“不雅视频”，在蛰伏5年之后，才姗姗来迟地通过网友得以公开。

　　因此，“副局长举报局长”式的实名举报，尽管个案效果不凡，但却不易复制。真正可靠和可以期待的，还是加速和强化上文所言相关制度的建设。